1964年，我19岁，在承德二中上高三。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六个好姐妹经常在一起谈理想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：要像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样，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！
　　我家的邻居刘文仕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场长。听说那里正在开展大规模机械化造林，我鼓起勇气给刘场长写了一封信。信发出不到一个月，就收到了林场的回信，说欢迎我们去工作。就这样，我们放弃了高考，选择了塞罕坝。1964年8月23日，学校给我们开了欢送会。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迈出了通往理想的第一步！
　　承德到塞罕坝有两百多公里，我们坐汽车颠簸了两天两夜才赶到林场。记得我们吃的第一顿饭，是黑莜面饼和炒蘑菇，这可是当时林场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了，可我们都觉得有一股怪味，根本咽不下去。住的条件更是艰苦，房子不够住，大家就住在仓库里、马棚里、窝棚里、泥草房里。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，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滴水。最难熬的还是冬天，嗷嗷叫的白毛风，吹到人身上刺骨地疼。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莜麦秸秆的土炕上，睡觉时都要穿着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，早上起来眉毛、帽子、被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霜。
　　到林场熟悉了一段时间的环境之后，领导并没有安排我们去学开拖拉机，而是让我们去苗圃学习育苗，我们很失望。领导耐心地给我们讲，育苗也很重要，做好这项工作也很了不起。
　　育苗确实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儿，整地、做床、催芽、播种，每项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。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厚度和压实度，我们拿着滚筒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，手磨出了血泡，手臂肿得抬不起来，可我们还是不停地练，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。
　　那年冬天，我们到马蹄坑作业区清理残木。山上的风特别大，男同志跪在雪地里采伐残木，女同志负责拖坡，就是把残木用大麻绳捆好，然后拖到山下。由于积雪太深根本没有路，拖起来十分吃力，使出浑身力气才能缓慢地向前挪动。工作一整天下来，肩膀被大麻绳子磨得血红，厚厚的棉袄也都被磨破了。就这样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，我们累得就像脱了一层皮，等回到总场场部时，大家都已认不出我们了。但是，让我们骄傲的是，我们创下了女同志上山参加采伐作业的历史，男同志能做到的，我们女同志也做到了！
　　5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树都已经长成了大树，当年的茫茫荒原已经变成百万亩林海，我们所有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、流过的汗水和泪水，都变成了快乐、骄傲和自豪！
　
　　1962年2月21日，《河北日报》刊登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的消息。从那时起到现在，我们对塞罕坝的关注已经55年了。半个多世纪里，新闻里的塞罕坝，常写常新，总有写不完的故事。
　　门振成是我们报社的一位老记者。1977年他第一次上坝采访，就赶上了罕见的雨凇灾害，让他亲眼见证了塞罕坝人不屈的性格和不垮的精神。
　　那年10月28日，天气越来越冷。结束了一天的采访，晚上门振成和工人们一起睡在营林区职工宿舍的大通铺上。半夜时分，大家突然被外面爆竹般的响声惊醒，原来，雨落在树上，冻成了厚厚的冰溜子，越压越重，到了晚上，刚刚长成的小树再也不堪重负，纷纷折断，那场景就如同地震一般，地动山摇。
　　人们呼喊着冲出门跑到山上，用手托起被压弯的树枝，用木棍敲打树枝上的冰凌。可是，一切都无济于事，辛辛苦苦种了15年的林子，一夜之间，损失过半。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松林，不少人失声痛哭。
　　第二天一大早，所有的人就都默默地上了山。大家流着泪扶起残枝，拖走断木。由于坡陡路滑，一位女职工在往山下拖断木时被砸断了腿，落下了终生残疾。在采访中，门振成记下了一位林场职工说的话：树倒了，还能扶起来；林子毁了，还能种出来；只要人不倒，塞罕坝就不会倒！
　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塞罕坝人对树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。树，是他们的眼珠子、命根子。塞罕坝人给孩子起名字喜欢用林海、建林这样带林字的名字，许多孩子的小名都叫苗苗、森森。人们用这种方式来延续、传承与树的情缘，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记住这片林海，记住他们永远是塞罕坝人。
　　采访中，我还被这样一个细节打动。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本来可以承受每年100万人的接待量，可以靠卖门票轻松增加8000多万元的收入，可塞罕坝人却将每年的游客量控制在50万人以内，收入自然也随着减少了一半。目前，这里的旅游开放面积也仅占林场总面积的万分之四。
　　只要影响到树，影响到绿，影响到造林，影响到防火，有钱也不挣！塞罕坝人把对树、对自然的朴素感情，升华为一种保护生态的自觉。
　　在塞罕坝采访，我和所有的记者一样，被这片林海、被这里的人们感动着，我们像塞罕坝人种树一样，全力以赴地采访、写稿，为的就是让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，能够感染、感召更多的人一起来珍爱绿色、守护家园。
　　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，塞罕坝每棵树的年轮里都记录着生态文明的进程。我们用55年的报道，用三代人接力写成的绿色传奇告诉人们：建设生态文明，走向美丽中国，这就是信心，是路径，是未来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