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——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一

    理想信念，是每个人的立身资本、努力方向、奋斗目标。学林业、干林业是我的理想信念。我的林业工作是从森林调查规划设计开始。林业部第一任部长梁希说：“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，是林业的开路先锋，也可以说是林业的‘开山祖师’他们上登千仞峰，下临万丈渊，享有大自然快乐，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……”我从事林业调查工作20年，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。也更体验到森林调查员的苦与乐。

1972年第六小队 兴隆外业 窦伦淮，孙超，毕庶嵩等15人

 
    （一）森林调查员“三不怕精神”
    从梁希部长给林业调查设计工作的定位，可以看出作一名合格的森林调查员必须要有“三不怕精神”。一是不怕山高天险，二是不怕酷暑严寒，三是不怕林密路远。森林调查员必须具备这种艰苦奋斗精神。我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。任务是面向全国各大林区：大小兴安岭、长白山、张广才岭、老爷岭、神农架、天山、阿尔泰山以及青藏高原，各大江河源头等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和南方四大林区。1964年中央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，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，在青山一顶，脚踏雪原的情况下，过完春节就出发了，开进了大兴安岭林区，基本是无人区，交通十分困难。积雪一般都是30-40cm。进入调查地点的运输工具：汽车—拖拉机—爬犁—马匹（或四不像）—人背。这是外业调查的运输程序，几十吨的外业物资帐篷、仪器、主副食、炊具、生活物资等都要在解冻前运输完。环境艰苦、任务繁重。
    20世纪六十年代，国民经济困难，物资供应紧缺，森林调查队的装备很差，每人一件棉袄、一顶兔皮帽子、一套工作服、两双胶鞋……。在野外调查时，面对森林密布，灌木丛生的原始林“没有阳关道，只有独木桥”。遇山过山，遇河过河，没有近路可走。要遇见野生动物走的小路，那还算幸运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调查员吃人饭，不走人道”。就这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。整个外业期间，更为艰苦的是，工组或小队转移两三次驻地（或营地）。男队员一般背60-100斤，女队员也要背40-50斤，东北林区林内倒木和沼泽地很多，即使是空手走路，也常常前俯后仰的摔跤，身背行装的森林调查队员们，做“前滚翻”和“后滚翻”也是常有的事。在酷暑炎热的夏季，林区还有草爬子、瞎猛（牛虻）、蚊子和小咬“四虫帮”的轮流袭击，使人昼夜不得安宁。西南和南方林区，山高坡陡海拔高，爬山更是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调查员们，每年的野外调查五六个月，每天在林海里穿行几十里路，到任务完成时，装备破烂，棉袄露出棉花，衣着褴褛，泥土满身。有人形容说：“远看像些讨饭的，近看是一伙烧炭的，到眼前一问是森林调查员下山的”。森林调查员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，面粉、食油、肉制品定量供应，咸菜、干菜、罐头都是有限的，野外调查时，饿了啃几口馒头，渴了吃几把雪或几块冰。至于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了，半年野外工作，几乎是与世隔绝，没有电话、没有通讯、没有书信和报刊，几乎与社会失去联系。在艰苦的环境里大家的目标就是完成任务，为林业建设工作作出贡献，调查员们相互鼓励，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：“调查员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，调查员累不累，学习革命老前辈”。
 

1972年 第四小队 田荣昌等16人

 
    （二）森林调查最怕的三件事
    野外森林调查，最怕的有三件事：一是怕迷山丢人，二是怕猛兽毒蛇，三是怕生疾病。这三件事都关系到调查员的生命。所以每年进山之前的安全教育，把这“三怕”作为安全的重中之重予以强调。特别是对新调查员和临时工人尤为重要。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调查，发生一起迷山丢人事件。第四小队5月19日向外业森林调查兴隆总部报告，袁雪俊调查员和两名工人，外业调查迷山，至下午4时未归。接到通知后，我和小孟（鄂族）由总部乘汽车把人和马匹送到十四站林场。听了小队长田荣昌汇报后，当晚9时，由得胜钩进山，林密山高，坡度变化大，5月的兴安之夜一片漆黑。只能靠手电筒，沿着小河边野生动物走的时隐时现的小路穿行。每走十多里路，我们就对着天空连续打三枪，一是为了把前方的野生动物惊跑，以免挡住我们前行的路，二是让丢失的三个人知道有人来了。就这样我们走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到达四小队的营地，听了三个人失踪的情况介绍后，我们研究分四个小组由失踪地点兵分四路，开始上山找人，我和小孟因为有马速度快，分工向营地相反的方向去找，翻过一个山崖，从另外一条沟下去，我们边走边喊口号，每走十多里就鸣枪一两次，直道下午5时，小孟看到远处的森林里有烟火，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们三人。真是太激动了，他们忘记了饥饿，严寒湿冷，紧紧地和我们拥抱在一起，欢呼、跳跃。当我们静下来时，只见他们身上衣服都湿了，两天一夜没有吃一点东西，满身泥土的惨状，实在是让人太难过了。可是他们的测树仪还在身上背着，卡尺、测绳都还在，我说这些东西怎么还带着呢？轻装会走的快点。调查员袁雪俊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武器，再累也不能丢啊！”这就是森林调查队员的爱岗敬业精神。
 

1974年7月 朱俊凤、老关 外业巡查

 
    森林调查员野外调查时，必须身上要带火柴、打火机，迷山时可以点火取暖，同时防野兽侵袭，也能引导人们去营救。二是调查员进山要大喊惊跑动物，手中要有棍子“打草惊蛇”，要带好地形图、指南针等，时刻清醒的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，以免迷失方向。但是有时作业点离营地比较近时，常常对这几点有所忽视。袁雪俊三人迷山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野外工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严格遵守规则，否则就会出事故。
    我国北方林区对人危害最多的野生动物是熊和野猪，南方林区主要是毒蛇。但是只要做好预防工作，一般不会发生问题。就怕狭路相逢，或者是野生动物生育期，发情期等特殊情况，会出现问题。1974年6月我们在大兴安岭南瓮河调查时，第三、第七两个小队转移营地时，经过一片沼泽地，荒草甸子的草一米多高，我和老关同志（鄂族）在前边领路，经过草塘时，突然有一只黑熊站起来，相望不到几秒钟，就向我们走来，我大喊几声，它基本不理我们，继续向我们的方向走来。我尽管手中有枪也还是紧张万分，黑熊离我们还有二十多米远时，老关同志，突然开枪了，连续两枪，黑熊倒下了，避免了一场伤人事件。后来我们看到在200-300米远的地方，有两只棕熊听到枪声后，由草塘往林子里跑。一个大草塘有好几只熊是不多见的，可能正是熊的发情期。
 

1978年5月 南翁河调查准备 研究工作安排

 
    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清查。全队10个小队，共100多人，面对上百万公顷的调查任务，作业点十分分散。野外生活很艰苦，医疗条件更差，在深山老林里工作，一干就是半年，人们最担心的是生病。随队医生只有一名，外业期间每个小队巡回走一次需要一个多月时间，所以每个小队只好配一个药箱，小病吃点药，大病只能下山，需要走两天才能到正式医院，要是急病只能听天由命。第六小队五月进点后不久，森林调查员毕庶嵩同志一直牙疼，每天还坚持外业调查，后来肿了半个脸，实在太痛苦了。窦伦淮、孙超等小队领导和同志们，劝他下山治疗，毕庶嵩说：“我要是下山，就少了一个工组，咱们小队调查任务，就要拖后两个月，我还是坚持吧！”有一天外业回来，同志们都有说有笑的在吃饭，毕庶嵩同志在一边坐着没吃饭，他和知青（工人）徐永达商量，我不能吃饭了，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，你能不能用老虎钳子给我把牙拔下来。徐永达说：“我倒是敢下手，能拔。没有麻药就怕你挺不住疼，消毒不好还有一定的危险。”毕庶嵩说：“反正也是疼，听天由命吧，你给我拔！”两个人商量好后，几分钟就把牙拔下来了。从此徐永达同志，被人们称为“小徐大夫”。2003年春节文艺晚会有一个小品，用老虎钳子拔牙，弄得满堂大笑，其实在森林调查的实践中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用老虎钳子拔牙也是一种拔牙方式。
 

神农架林区

 
    森林调查员是林业的尖兵，开发林区的先锋，他们流血流汗，甚至献出生命。1960年在湖北神农架林区，外业调查时森林调查员吴浩钧、张育珉不幸遇难，以身殉职。1984年在湖南野外调查，王光永等两名调查员不幸遇难。其中我室的薛丛梅同志是独生子女，年仅23岁的女大学生，刚刚毕业参加工作，就把青春献给了森林调查事业。森林调查队员，以完成任务为荣，踏遍林海为乐，无论是在寒风中，还是在沙尘风暴里，纵然：“凄风振枯槁，短发凉飕飕”，不忘初心，坚定理想信念，总是勇往直前，在艰苦的条件下，使调查队员的意志锻炼的更坚强，成为一代新中国的林人。